我将以一个历史小谜团
开启我们今天的演讲。
在 1957 年，有两个女人，
她们都是 20 多岁，
住在同一个城市，
而且同属一个政治团体。
就在那一年，两个人都决定
要实施暴力袭击。
一个女孩携带枪，走近关卡士兵，
另一个女孩则携带着一个炸弹，
去了一个拥挤的咖啡厅。
但是，重点来了，
其中一个女孩完成了这次行动，
但是另一个却转身走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她们
截然不同的行为呢?
我是一名行为历史学家，
我研究攻击性行为、
道德认知，
以及社会运动中的决策过程。
有点绕口，对吧。
(笑声)
换句话说，
我研究个体扣动板机的
那个瞬间的抉择，
导致那一瞬间的
日积月累的种种抉择，
以及他们为自己讲述的，
用来合理化自己激进行为的故事。
这个话题
对我来说不是只有学术意义，
其实还包含了我的个人经历。
我在爱达荷州库特耐县长大。
这个信息很重要。
爱达荷的这一地区
并不盛产马铃薯，
我们没有马铃薯，
所以如果你问我
关于马铃薯的问题，
你就有麻烦了。
（笑声）
库得耐县以高山湖泊闻名，
还有骑马
和滑雪。
但是不幸的是，从 1980 年代开始，
这里成为了新纳粹主义组织的
世界总部。
每年新纳粹主义组织成员都会出现，
在我们镇上到处游行示威，
每年，
我们城镇的百姓也会
走出家门进行抗议。
2001 年高中毕业后，
我去了纽约读大学。
我在 2001 年 8 月到了纽约。
你们大概知道，
三个星期后，
双子塔倒塌了。
我震惊了，
已经完全出离愤怒。
我想做一些事，
但是那時候我可以想到的
唯一一件事是：
去学习阿拉伯文化。
我承认，
我就是班上那个很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女生。
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我开始了
学习阿拉伯文化的旅程。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我获得了去以色列学习的奖学金。
就这样，这个爱德荷女孩去了中东。
在那里，我结识了
巴勒斯坦穆斯林、
巴勒斯坦基督徒、
以色列定居者，
和以色列和平主义者。
那时，我明白了，
每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生态系统，
都有其特定的背景。
从那时候开始，我去了世界各地，
我研究了暴力运动，
还与各地非政府组织，
以及伊拉克、
叙利亚、
越南、
巴尔干和古巴的
的前作战队员合作，
完成了我的历史博士学位。
我现在的工作是
去不同的档案室，
翻找各式各样的档案，
找寻警察的审问记录、
庭审案件，
还有暴力袭击事件中的
激进分子写下的日记和宣言书。
现在收集了这么多资料，
它们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研究发现，
我们的大脑喜欢因果奥秘。
所以每次在新闻上看到袭击事件，
我们都会问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看过上千份宣言书，
发现其实它们都是抄袭而来。
他们模仿了他们所借鉴的政治运动。
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案例中，
你实际上看不到很多
关于决策的内容。
因此，我们要学会
问自己一个全新的问题：
不是问“为什么？”，
而是问“怎么做到的？”
个人是怎样制造出
这样的袭击的，
以及帮助他们做出决策的生态系统
是怎样导致这种激进行为的?
通过不断询问这类问题，
我学到了这样几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
政治暴力并不是
某种文化所特有的，
而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是日积月累的习惯
塑造了我们环境中的
这些暴力行为。
通过研究，我发现，
有这样几个习惯会导致激进行为：
激进分子在筹划暴力袭击过程中
会做的其中一件事是，
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信息泡沫里。
我们都听过“假消息”，对吗？
令我震惊的是，
我研究的群体都有不一样的
“假消息”称号。
法国共产党称之为“腐烂的报道”，
法国极端民族主义者
称之为“出卖原则的报道”，
和“叛国的报道”，
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
称之为“堕落的报道”。
埃及共产主义者则简单称之为
“假消息”。
为什么这些团体要花大量的
时间来制造这些信息泡沫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是根据我们相信的信息
去做决定的，对吗？
如果我们相信错误的信息，
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当激进分子策划
制造一次暴力袭击时，
他们的另一个有趣的习惯是
他们会把袭击对象
仅仅看成是一名敌方成员，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这就很奇怪了。
一些有趣的脑科学理论
可以解释这个想法为何有效。
举个例子，我把你们分成两队：
红队和
蓝队，
然后让你们两队在游戏中互相竞争，
有趣的是，在一刹那间，
当对方的成员遭遇困境的时候，
你会感到愉悦， 对， 愉悦。
更有趣的是，
如果我让一位蓝队的成员
加入到红队里，
你的大脑会立刻修正信号，
同样在一瞬间，
当原来队的成员遭遇困境的时候，
你会感到愉悦。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
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
在我们的政治环境中
具有的危险性。
激进分子为了让自己更进入状态，
所使用的另一个习惯是，
把注意力放在人和人的差异上。
换句话说，他们眼前的袭击对象
在他们眼中跟自己有着千差万别，
完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虽然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背后也有
脑科学理论的支持。
比如，我给大家播放几段视频，
视频中不同颜色的手
分别被很尖的针戳中。
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是白人，
当你看到白肤色的手
被针扎的时候，
你的同情心会被
最大程度地激发，
你会身同感受地体会到
被针扎的痛楚；
如果你是拉丁美洲人、
阿拉伯人、黑人，
当你看到与你肤色相近的手
被针扎的时候，
你的同情心会被最大程度地激发。
好消息是，这在生物学上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行为是后天习得的。
这意味着，我们与不同种族群体
相处的时间愈长，
我们就更能看到彼此的相似之处，
把大家视作一个群体，
也更能体会到他们的痛楚。
我将要提到的最后一个习惯是，
当激进分子在策划袭击的过程中，
他们会把注意力放在
一些特定的情感信号上，
比如，他们持续几个月来
一直关注愤怒的信号。
我提到个话题，
是因为它最近很火，
如果你有看博客，或者新闻，
你会看到实验科学的这两个概念：
大脑杏仁核劫持和情感劫持。
杏仁核劫持的意思是：
当我给你展现一个信号，
例如说，一把枪，
你的大脑会迅速反应出
威胁的存在。
情感劫持是一个非常相似的概念。
假如，当我给你传递了
一个愤怒的信号，
你的大脑就会不知不觉地
以愤怒回应
这个信号。
我相信女人通常
比男人更能明白这点。
（笑声）
这种劫持性的描述
抓住了我们的注意。
只是“劫持”二字
就抓住了我们的注意。
问题是，
大多数情况下，信号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并不是这样工作的。
如果你研究一下历史，
就会发现我们每天都被
成千上万种信号围攻，
因此我们学会了过滤信息，
我们忽略一些信号，
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信号上，
这点对政治暴力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它意味着袭击者
通常并不是只看到一个愤怒信号
就突然动怒。
事实是，
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
让我们的周遭充斥着愤怒的信号，
而袭击者，
他们关注这些信号，
相信它们，
专注在这些信号上，
甚至铭记于心。
这里的种种都展现了
研习历史的重要性。
值得研究的是这些信号
在实验室环境下的作用方式。
这些实验极其重要，
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体
如何运作的大量新数据，
但是，研究信号在现实生活中的
作用方式也非常重要。
那么，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政治袭击不是文化特色，
它不是一个应对环境刺激
自动形成的、预设好的回应。
而是我们人为制造的。
这是我们点点滴滴的
生活习惯所形成的。
让我们回到我演讲
开始提到的两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一直把注意力
放在那些让人义愤填膺的宣传中，
所以她携带着枪，
走近关卡士兵 。
就在那一瞬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她看着那个士兵，
她想，
“他与我年纪相仿，
他跟我很像”，
于是她放下枪，离开了。
就因为那一点点的相似。
第二个女孩却面临着
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她也听了那些愤怒的宣传，
她周围围绕着
一群暴力袭击的支持者
和支持她暴力行为的同伴，
她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信息泡沫里。
数月以来，她一直聚焦于
某些特定的情感信号，
教会了自己如何对那些
反对暴力的文化规则视而不见。
她不断进行演练，
养成了新的习惯，
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
她携带着炸弹到咖啡厅，
完成了这次袭击。
这不是冲动，
这是学习的结果。
社会上的两极化不是冲动，
而是学习的结果。
每天我们都在学习：
我们点开的新闻，
我们关注的情绪，
我们所形成的
关于红队或蓝队的见解。
这一切都是在学习，
不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不过好消息是，
虽然我所研究的个体
已经做出了决定，
但是我们仍可以改变
我们未来的行为轨迹。
我们可能从来不会做出
他们那样的决定，
但是我们可以停止
给暴力生态系统做出贡献。
我们可以从置身其中的
新闻泡沫中走出来，
留心我们关注的
情感信号，
我们点击的引发愤怒的诱饵。
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不再
将彼此仅仅视为
是红队或蓝队的成员。
因为不管我们是基督教徒、穆斯林、
犹太人、无神论者，
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是人类。
我们都有非常相似的习惯。
人和人之间总是存在差异，
但这些差异很美好，
也很重要。
我们的将来取决于
我们是否能够与另一边
找到共通点。
所以，重新训练我们的大脑，
停止助长暴力生态系统的行为，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