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先來談談一個歷史謎團。
在 1957 年，有兩名年輕的女人，
他們都 20 幾歲、
住在同一個都市、
是同一個政治團體的成員。
那年，他們倆決定進行暴力襲擊。
其中一個女生，拿著槍，
朝著一名檢察站的軍人前進。
另一名女生拿著炸彈 走向擁擠的咖啡廳。
但重點是兩者當中，
一名女生繼續照著計畫做，
另一 名女生卻放棄了。
那這個決定是什麼造成的呢？
我是個行為歷史專家
研究社會運動中的侵略性、
道德認知和決策。
聽起來很繞口吧。（笑）
換句話說，
我研究的是一個人 決定扣扳機的那一刻；
事情的發展如何引導他 在那一刻決定扣下板機，
以及他們如何說服自己 這樣做是合理的。
這個話題
並不只是學術性的，
它對我來說是個挺私人的問題。
我在愛達荷州 Kootenai 郡長大，
這點非常重要。
這一部份的愛達荷州 並沒有馬鈴薯。
我們沒有馬鈴薯。
如果你問我馬鈴薯的問題，
你要小心一點。
（笑聲）
我住的地方以高山湖泊、
騎馬、滑雪而知名。
不幸的是，1980 年代開始，
它也被稱為雅利安民族的總部。
每年當地的新納粹主義者 會從他們的聚落傾巢而出，
在我們城裡遊行，
城裡的居民就會出來抗議。
在 2001 年，我高中畢業，
並上了在紐約的一間大學。
我在 2001 年的八月抵達學校。
你們知道，
三週後，
世貿雙子星大樓就倒塌了。
我很震驚。
我非常生氣。
我想做點事情，
但是那時我只有想到
我可以學阿拉伯語。
我承認，我是班上那個想要知道
「他們」為什麼會 討厭「我們」的女生。
以這個理由學習阿拉伯語真的很糟。
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我拿到一個以色列學校的獎學金。
因此，愛達荷州的女孩去了中東。
我在那裡留學時， 遇到了巴勒斯坦穆斯林、
巴勒斯坦基督教徒、
以色列定居者、
以色列和平主義者。
我了解到，每一個行為都有其生態。
它都會有原因。
從那次之後，我走遍了全世界，
研究暴力運動。
我也與伊拉克、敘利亞、 越南、巴爾幹、
古巴的非政府組織 和前戰鬥人員們合作。
我獲得了歷史博士學位，
現在要做的就是去不同的檔案館，
翻閱文件，
尋找警察的供詞紀錄、
法庭案件、
暴力襲擊者的日記和宣言。
當你搜集了所有的檔案，
他們會說什麼呢？
我們都喜歡
意想不到的謎團。
所以每次我們在 新聞上看到攻擊事件，
我們都會問：
「為什麼？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我已經看過上千個宣言，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他們其實都在模仿別人。
他們從模仿的對象 汲取政治運動的宣言。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看不出來他們的決策方式。
所以我們必須問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問題。
我們不該問：「為什麼?」 我們應該問：「怎麼會這樣？」
他們是如何攻擊的，
他們的決策生態 又如何導致這種暴力行為?
我從問這種問題中學到了幾件事。
最重要的是，
政治暴力不是某些文化特有的，
而是我們創造的。
不論我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日常習慣都可能在
生活的環境中造成暴力。
因此，我學到的是， 有幾種行為會促成暴力行為。
攻擊者在準備執行暴力事件時，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包在一個 假新聞的洗腦泡泡裡。
我們都聽說過假新聞吧。
讓我挺震驚的是，
我研究的每個小組 都有某種假新聞口號。
法國共產黨叫它「腐爛的新聞」。
法國超民族主義者叫它「暢銷新聞」
和「叛逆新聞」。
在埃及的伊斯蘭主義者 叫它「墜落的新聞」。
埃及的共產主義者就會叫它
「假新聞」。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花那麼多時間， 創造這些假新聞泡泡呢？
答案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都會根據我們信任的資訊， 作出決定，是吧。
所以如果我們相信不對的資訊，
我們就會做不好的決定。
有趣的，一個人想要發動
暴力攻擊的另一個習慣是，
他們只會把受害者當成
敵對組織的成員看待， 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個人。
這很奇怪。
這些想法的背後是 一些有趣的腦科學。
假設我把你們分成兩隊：
藍隊
和紅隊。
我再叫你們在遊戲中互相競爭。
有趣的是，
轉眼間你的心態就變了；
你會因為對手的失誤而感到開心。
更有趣的是，如果我叫一名藍隊的成員
轉到紅隊，
你的大腦就會重新調整，
轉眼間，
當您的舊隊友發生失誤時，
您也會開始感到愉悅。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來說明以「我們」、｢他們」 將人群歸類的思維，
在我們的政治環境有多麼危險。
另一個攻擊者常有的習慣是，
他們會專注在他與受害者之間的差異。
換句話說，他們會看受害者，並想著：
「我與他沒有共同之處。
他跟我完全不一樣。」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它的背後其實有一些有趣的科學。
假設我給你們看一個影片， 影片中會秀出不同顏色的手，
並用很尖的針刺穿這些手。
好嗎？
如果你是白人，
當你看到那個白人的手掌被刺穿，
你就會展現最強的交感神經啟動反應，
意思就是會覺得那個手最痛。
如果你是拉丁美洲人、 阿拉伯人、黑人，
你就會在看到與你 膚色相同的手被針穿過時，
有同樣的反應。
好消息是，這並不是天生的，
這是個學習而得的行為。
這意味著，我們與其他種族族群 相處的時間越多，
我們就越會覺得他們與我們相似、
和我們是同隊的，
我們就會更加感受到他們的痛苦。
我要聊的最後一個習慣是
當攻擊者準備出門做這些事情時，
他們會將注意力集中在 某些情緒暗示上。
在之前的幾個月裡，
他們專注於我們讓他們生氣的事， 以便一心一意地和我們對抗。
我之所以提到這個 是因為現在這個很紅。
如果你讀部落格或新聞，
您會看到來自實驗室科學 關於兩個概念的討論：
杏仁核劫持和情感劫持。
杏仁核劫持的概念，舉例來說，
我向您顯示一個暗示 ——例如：槍支——
負責「戰或逃」反應的杏仁核
就會讓你做出受到威脅時的反應。
情感劫持也是類似的概念；
我對你做一個引起生氣反應的暗示，
你的大腦就會讓你不自主地
做出生氣的反應。
我想女性在這方面 比男性更有經驗。（笑）
（笑聲）
那種關於劫持的敘述 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單是「劫持」這個詞 就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
實話說，
大多時候，這並不是那些暗示 在現實生活中的運作方式。
如果你深入了解歷史，
你會發現我們每天都被
成千上萬的暗示轟炸，
所以我們學會了過濾暗示。
我們會忽略某些暗示，
並專注在其他暗示上。
這對政治暴力很重要，
因為那說明了，攻擊者通常都不會
因為激發他憤怒的暗示 而突然作出行動。
事實是，政治家和社會運動家
花了數週、數月、數年的時間 製造憤怒的暗示，
讓我們的社會被這些暗示淹沒。
攻擊者專注在那些暗示上，
他們相信那些暗示，
他們專注在那些暗示上，
他們甚至把那些暗示背下 來。
這些都告訴我們探究歷史的重要性。
在實驗環境中觀察 暗示如何運作是一回事。
這些實驗其實非常重要。
他們提供我們很多關於 身體運作方式的數據。
但是，了解這些暗示 如何在現實生活中運作也很重要。
那麼，這一切會告訴我們 政治暴力的什麼事？
政治暴力並不是某些文化特有的。
這不是對環境刺激 所做的自動、本能反應。
這些反應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我們的日常習慣造成的。
讓我們回到我一開始 提到的那兩個女人。
第一個女人一直在關注 那些煽動暴力的宣傳，
因此她拿著槍，
朝著一名在檢查站的軍人前進。
但就在那時，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她看著那個軍人，
想說：
「他跟我年紀相仿。
他看起來就像我。」
就只因為他們有一點相似，
所以她把槍放下，離開了。
第二個女孩有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她也有關注煽動暴力的宣傳，
但是她周圍的人
都支持暴力，
朋友也都支持她的暴力行為。
她把自己包在洗腦泡泡裡。
幾個月以來她一直專注於情緒暗示上。
她學到方法來避開 文化中對暴力的限制。
她預演了她的計畫，
她自學了新的習慣。
時間到的時候， 她將炸彈帶到了咖啡廳，
依照計畫執行暴力攻擊。
這並不是一種衝動，
這是一種學習。
我們社會的兩極分化不是衝動，
而是學習。
我們每天都在自學：
我們所點擊的新聞，
我們關注的情緒，
我們對紅隊或藍隊的想法。
無論我們是否有意識到，
這些都會幫助我們學習。
好消息是，
即使我研究的人都已經做了決定，
我們仍然可以改變我們的軌道。
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做出 他們所做出的決定，
但是我們可以不再激發暴力生態。
我們可以擺脫那些洗腦泡泡，
可以更加關注自己的情緒暗示
和我們點擊的憤怒誘餌。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能夠不以紅隊或藍隊的方式
看待對方。
因為無論我們是基督徒、穆斯林、 猶太人、無神論者、
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我們是人類。
我們都是人類。
而且我們經常會有相似的習慣。
我們有不同之處。
這些差異是美麗的，
而且這些差異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的未來取決於我們
能夠找到和對方共同點的能力。
因此，最最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重新訓練大腦
並停止促成暴力生態。
謝謝。
（掌聲）